他桃李满临安，枝繁叶茂，遍及全国各地。他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笔耕不辍。退休至今，他已结集出版4本作品，门类涉及杂文、游记、诗歌、散文、书信等多种体裁。

记者/高红波

方再耕在杭州地区观摩教学课上

1963年到2000年之间临安中学毕业的学子，恐怕无人不知方再耕。他的语文教学方法，曾作为杭州先进经验推广。他鼓励学生爱中文，主张在快乐中学习。他带领的班级，无论文科理科，都取得出色成绩。他桃李满临安，枝繁叶茂，遍及全国各地。他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笔耕不辍。退休至今，他已结集出版4本作品，门类涉及杂文、游记、诗歌、散文、书信等多种体裁。

他的杂文，文笔犀利，态度却不失温和，即便多年前的一些旧作，如今读来，仍然振聋发聩。他主张写短文，有话直说，厌恶八股和屡见不鲜的假大空文风。他退休后旅行世界各大洲，游记中念兹在兹的，却是中国的进步，字里行间溢满爱国情感，以及这样一种言外之意：开放的中国才有希望。他是多届临安政协委员，也是资深民进会员，曾为民生福祉鼓与呼。得知《临场》记者打算采访他，他却感到惊讶，并婉言谢绝。说服他后，他仍表示，稿子不用，也没关系，不必在意。“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这话放在他身上，合适不过。

舌耕杏坛37载，笔耕一生写出上千篇作品并发表和结集，方再耕用一生注释他这个名字：一耕再耕，无怨无悔。

| 37载勤育桃李 青春无悔

年岁不饶人，2022年一到，我就虚岁83了，记忆力减退，千字短文也写不动了。我没想到会来采访我。我能回忆多少算多少，和这个系列的前面几人相比，尤其是潘庆平，我的履历太简单了，简单到我觉得几句话形容一下就行。我执教鞭37年，从未离开过临安中学。写文章，也多是千字以内短文，无长篇大论，高头讲章。但要聊聊八十多年的人生，还得从我的“两耕”说起。

我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也算是我的字，叫“犁”。现代人说名字，名和字是一回事，但在古人那里，名是名，字是字，不过它们是有内在联系的。比如苏东坡，原名轼，字子瞻。轼是古代车前的扶手，站在那里，便于远望，瞻就是望的意思。我本名“再耕”，给自己取个单字，为“犁”，犁是耕田的，这就关联起来了。我一生中最喜欢、做得最长久的两件事，无非是舌耕和笔耕，并称“两耕”。我退休后出的第一本书，就叫《两耕录》。我属龙，但我的名字好像注定我这辈子要做一头耕田的牛。

我是1940年生的，托父亲在杭州工作的福，我的中小学都在杭州上。我中学就读于杭州名校杭二中。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只有我念了杭二中，并上了大学。初中时，我就是杭二中少先队的大队长，“五一”、“国庆”这样的节庆，我代表学校出席重要活动。去城站、机场，迎接外宾，这样光荣的事，我轮到过好多次。

记忆最深的是两次，一次是迎接印尼总统苏加诺，那是他第一次访华。还有一次是迎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利平。苏加诺总统来杭时，周总理陪同，那次我还见过陈毅外长。这些光荣时刻总是少的，那时的生活很艰辛，我却能在这么好的中学读书，在同龄人中，这已是千里万里挑一了，因此生活中的艰辛，就不在话下。那时我住在父亲的宿舍，每天上学都是步行。高中毕业，我考上浙江师范学院，就是浙师大的前身。

1963年大学毕业，我分配到临安中学。那年一起分到临中工作的，有7个大学毕业生。其中临安籍两个，还有一个是昌化人，比我大一两岁，叫郑启乾。他是俄语系毕业，和我一起分到临中。他教俄语，我教语文。和现在普遍接受英语教育不同，我们那时学的是俄语，我没学过英语。语言要用，不用就废了，现在我一句像样的俄语也讲不出了。郑老师后来回了昌化教书。

童年方再耕与父母的合影

那时的临中，分高中部和初中部。我们7个人刚工作，都教初中部。临中建校没多久，校舍很差，硬件和现在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房子东一幢，西一幢，都是平房。老师和学生在一个食堂吃饭。没有专门的教师宿舍，就在教学楼空出的地方，隔出一些单间，最多七八个平米。当时有个科技馆，我就住在那里。

条件艰苦，但我们的教学不枯燥。我初中部教了几届，就升到高中部了，继续任班主任，又担任学校语文教研组组长，同时我还是全临安的教研大组组长。我在语文教学上花了不少功夫，我喜欢和学生打成一片，让他们在快乐中完成学习。

为了让学生喜欢语文课，我当时有两个创举。我做了一份“文学早餐”。每天早上上课前，也就是早自修，我们都要一起欣赏一篇佳作，可以是诗歌，也可以是散文、小说等一切体裁。因为时间有限，大部分人选的是诗歌。我提前一天让学生们准备，第二天一到校，轮到讲解的学生，就开始朗读，讲解，其他人听，然后参与讨论。这激发了孩子们的文学兴趣，提高了他们的欣赏能力，想不学好语文都难。顺便还能培养他们的口才，锻炼公共场合演说的胆量和能力。我的一些学生，后来走上领导岗位，有些人开玩笑说，这是我当年训练的结果。

第二个创举，是办手抄报。每个学生，每个学期，做一份手抄报，四个版，内容和形式，全自己定。开学的时候布置，学期结束时，大家拿出来，比一比，赛一赛。我的这两个创举，后来成为先进教学经验，到外校，甚至其他县市，乃至杭州地区推广，大家纷纷学习。我很开心的是，我教过的班级，语文总体和平均成绩，都是学校名列前茅的，在临安乃至杭州和省里，也算小有名气。

恢复高考后，各校都紧抓质量。当时的杭州市教育局，有一位姓黄的副局长，曾来临安调研，充分肯定我们临中的一些教学举措。他还破例安排我到萧山参加会议，作经验介绍。在他的安排下，《杭州日报》也作了报道。就那年高考，我担任班主任的班里，从山区来的学生喻红平，考上了清华大学，在他的榜样力量下，他那个寝室十几个同学，全部考上大学，这是奇迹。要知道，那时大学的录取比例是很低的。这些事非常鼓舞人心，在临安也算是轰动一时，传为佳话。

方再耕年轻时在临安中学的公开课

我的得意门生也不少。潘庆平小我7岁，我没带过他，但因为他读高中时，我是老师，他一直以对我执学生礼。我们亦师亦友，关系保持了半个多世纪。我在他的文学道路上，发挥过一些作用。最关键的一次，是他变成铅字的处女作，是我推荐给《西湖》杂志的。那时他刚刚大学毕业，我已经是省杂文协会会员，因为写过不少千字短文，在全省杂文界小有名气。他的那篇处女作，叫《灯盏》，是短篇小说。他最终还是回到初心，回到文学这条路上，必定有很多点灯的人，我庆幸我也曾为他举起过火把，照亮了他前行的一段路程。

第二个要说的，是杨菊三。我从临中初中部换到高中部教书，并担任班主任。那届的学生中，就有杨菊三。他太爱文学了，也刻苦努力。因为我的影响，他有个习惯，就是随身带个笔记本，看到好的句子、段落，他都会记下来，学习、模仿，再创作。我有一次编临安中学的作文集，把他的一篇文章收进去。据他说，这对他是一次极大的鼓励。他高中毕业去了严州师范就读，后来工作期间，他担任过临安日报复刊后的第一任总编辑，又任宣传部副部长。但无论在哪里工作，他始终笔耕不辍。他和我，也像朋友和兄弟一样，保持了半世纪的来往。他和潘庆平，是临安文学界的劳模、楷模。

除了在临中教书，改革开放初期流行的电大、夜校，我也当过老师。不要小看这些学校，也出了很多好弟子。国家一级作家王连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和莫言、余华都是同学，写出了很多作品。他还把我当年课堂上讲解《荷塘月色》的场景，写进了小说。要不是他自己讲，我哪里知道这些。那时学生爱听我讲课，我每次讲，也都不同，争取讲出新鲜的东西，仅此而已。我认为这是一个合格老师的本份。

| 4本书笔耕人生 老有所为

学生们学有所成，我自己的笔耕也从未停止。我是语文老师，自然希望我的学生都喜欢语文，喜欢写文章。我不能空口说白话，要率先示范。从站上讲台那一刻起，我就在心里为自己立下一条准则，我要勤于笔耕，不断书写。我写文章，因此也是知行合一的体现。通过写文章，我也帮助了一些人，为社会发展尽了绵薄之力。写文章也能怡情，是表达自我的好途径。与书为伍，以文为乐，烦恼就没了。

我这一生的笔耕，大部分都已经结集，出版成4本作品集。除了前面说过的《两耕录》，是2000年退休那年出的。后来又出了3本：《学步吟》、《出行集》和《夕阳一抹》。《两耕录》收录的218篇文章，是从我1970年代开始发表的800多篇文章中精选出来的。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临安报》等各级党报，或《西湖》、《东海》这样的文学期刊，也有《杂文报》和《中学语文报》等一些专业报刊。文章字数大多在1000字以内，以杂文为主。这既是我喜欢杂文这种文体的原因，也和我语文老师的工作性质分不开。上语文课，示范的作文，要求孩子写的作文，包括应试作文，多数千字以内。我也鼓励孩子们多写短小精悍的文章，少写、最好不写废话。这也是性格所致，我喜欢有话直讲，点到为止。

《两耕录》里收的最早一篇文章，叫《略谈文章的“尾巴”》，写于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四人帮”刚下台没多久，报刊刊载的文章，还有些“四人帮”文风遗响，就是毛主席批评过的“尾大不掉”。那其实也是一种八股风气，那种文章有个固定的模式。我一直反对写那种八股文。《两耕录》的最后一篇，是我快退休时写的，叫《纳税的感觉》。我们工薪阶层，也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了。这一头一尾两篇文章，跨度三十多年。时代风云变化，从“四人帮”下台到改革开放，到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到能缴税了，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我由衷感到幸福。这本集子，宣告了我的舌耕生涯结束，也是对我笔耕生涯的第一次总结。杂文是我一生中最热爱的文体，它有话就说，针砭时弊，言辞往往是犀利的，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一把匕首，刺向社会弊病和问题，最终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退休后我有了闲暇。我的一儿一女，都学有所成，家庭和睦。儿子在南京安家，管理一家公司，女儿嫁到无锡。他们的事，从不用我多操心，我也有点闲钱，开始四处旅行，涉足世界各大洲。我可能是临安第一个办了四本护照的退休老师，到过的国家，差不多30来个。每到一处，我都注意搜集资料，回家后的第一要事，就是写文章，多为游记，最后结成《出行集》。旅行中会遇到很多趣事、巧事，比如我在美国华盛顿旅行的时候，正好遇到里根总统的赞礼；在菲律宾旅行时，遇到棉兰岛政治谋杀案。到过的国家越多，越爱国，越觉得中国真了不起。

方再耕和老伴在香港旅行

《出行集》之前，我出过一本诗集，叫《学步吟》。《出行集》出来后，我以为这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没想到，2019年，我又出了一本。这本书的名字叫《夕阳一抹》，是盘大杂烩，既有2011年《出行集》之后发表的各种文章，游记、杂文之类的，也有一些应酬文字、部分书信和提案建议。这里我要着重说说其中的一个建议和一封信。我1987年加入民进，从1990年起，担任临安多届政协委员，反映社情民意，为老百姓的利益鼓与呼，成了我履行委员职责的一件重要工作，其实这个中心思想，和我爱写杂文也是一脉相承的。2002年，我写的《建议尽快出台<国家生态公益林补偿办法>》，被临安政协作为重要信息，向全国政协上报，得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批示，为临安生态保护争取到了政策，也为杭州政协工作加了分。

2012年，很多退休教师找到我，要我执笔写信，要求各级政府贯彻落实《教师法》第25条：教师的平均工资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水平，并逐步提高，建立正常晋级增薪制度。当时临安退休教师“生活补贴”标准与杭州和省里不同，很多人有意见。我作为一个老民进会员，又曾身居教学一线，为大家鼓与呼，义不容辞。我先后向当时的临安市市长和省长写信反应这个问题，都得到回复，并解决了问题。全国各地都有人呼吁，希望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让老师更加安心工作。现在教师待遇在逐步提高，我希望我们的教育也越办越好，越来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

为人师表，最重要的，是师德，是敬畏心和责任心。教育是天下最难的事。我执教的37年生涯，可以称得上无怨无悔。我兢兢业业做好了每一天的工作、每一件事。即使我的双亲去世，在办妥后事的前提下，我都没有请过一天假，没有落下一堂课。即使是我带过的理科班，语文成绩也曾取得高于平均分10分以上的好成绩。我和学生们的关系一直都不错。只有引导孩子真心喜欢一门课程，他才学得进去，学得快乐，学有所成，最终报效国家和社会。看到他们枝繁叶茂，我很满足，夕阳一抹红，也是无限好。

（本版照片由方再耕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