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说的好像都说过了嘛，一定要我说说，重点还是文学吧。由头还得从小说起，中间会说到我从政和经商的过往。一辈子了，颠来簸去，我的心头好，还是文学。

记者/高红波

潘庆平在家中写作。 姚新宇/摄

| 从洪岭出发：通往榜样的道路是曲折的

该说的好像都说过了嘛，一定要我说说，重点还是文学吧。由头还得从小说起，中间会说到我从政和经商的过往。一辈子了，颠来簸去，我的心头好，还是文学。我能回忆起和文学关联起来的最早的事，是小学五六年级，我的作文被老师鼓励，作为范文宣读。老师对孩子得体的鼓励，会影响他的一生。

我的家在洪岭童家村，当时叫洪岭公社，童家大队，现在归湍口镇，当时归昌化区委管辖。前年年底，昌化镇搞新乡贤联谊会，我有幸被选为第一批6个乡贤之一，另外5个是陈跃芳、刘为明、陈经建、余斌、陈荷忠。湍口选乡贤，我也是。童家村不大，一百多年来，我之前，出过两个远近闻名的读书人。第一个是清朝末年拔贡，叫童聚沂，分配到江苏阳羡当知县的当口，辛亥革命了，他是个没上任过一天的末代知县。第二个是比我大六七岁的童冠仁，1960年代初，他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学有机化学，那时是稀缺的专业人才。因妻子户口问题，他回昌化中学教书，直到退休。这两个人是我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往榜样的道路是曲折的。

1966年我高中毕业，不巧遇到文革，回乡务农。我爱写作，回大队派上用场了。当时出劳力以工分计，1个工分折合4毛钱。一个正劳力一天拿10个工分，我比正劳力差一点，比半劳力高一点，一天拿8个工分。大队里数我文化最高，跟文化沾边的事，我包了。我身兼数职，是会计，也是通讯员、植保员。我有时不用干苦力活，记记账，写些稿子，往临安广播站送，好的文章可折合6个工分，一般也有3个工分。推广新型农业技术，比如温室育秧、小苗带土移栽，使用新农药，比如农药666，都由我负责。先派我到昌化区农办学习，回到大队里，我再培训村民。那时候的小苗带土移栽主要是水稻种植，现在看来很普通，在那个时候是个新技术。

我也喜欢文艺。小时候我们昌化镇有个何育民老师，专门辅导学生学民乐，吹拉弹唱的人很多。这一批学生，后来好多都进入临安越剧团或艺术院校，比如叶云青、叶喜祥、刘为民、姜丽芬等等。回到农村，我也参与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活动，拉胡琴、编唱词，都很投入。2014年，我和蔡天明、童良善、金杰一起搞过民乐团，几十样民乐乐器凑在一起，很热闹，还举办过“钱王故里春来早”的迎春音乐会。

拉二胡是潘庆平从小养成的业余爱好。 姚新宇/摄

1969年遇到7·5大洪水，我们大队也遭灾，大问题没有，就是毁坏了农田。我写了篇新闻稿，赞美大队开展灾后生产自救，投到临安广播站，播出了。这可能是我们村第一次作为主角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大队干部很开心。这件事给我两个启发，第一，写作产生力量，第二，写作也许能混口饭。那之后，昌化区文化馆把我当业余通讯员看待，负责人叫邵家富，培养业余创作骨干，我也被列入，编编小故事，写写唱词，在洪岭公社里，我是很活跃的一个“文化人”了，口碑不错，也锻炼了我。没有这些经历，后来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就不会轮到我。

1969年全国大学恢复招生，不用笔试，是推荐。名额有限，县里下到昌化区，再下到公社，可能就一个名额也没了。1971年我又试了一次。那年洪岭乡分配到一个大学生名额和两个中专生名额。我想报杭州大学数学系，填了表，体了检，回家左等右等，等不到通知。后来说是我体检有点问题，心脏不太好。我从来没有心脏的毛病。9月份我去县里开团代会，招生办的吴老师告诉我，其实是我的政审没过。我这才知道，问题出在我父亲。他6岁丧父，母亲拖拉大。他身材瘦弱，读了几年乡校后，就托人为他找了教书的“快活饭”。为保饭碗，他入国民党，图个名分。我父亲在塘溪源教书，一年的年薪就是三担苞萝，全家靠它度日。我父亲从未参加过国民党任何活动，更没做过对国家和民族不利的事。他没想到，这会成为他一生的政治污点，还波及儿孙。

还好，吴老师在为杭州师范学校招生。吴老师说，如果你愿意去，县招办考虑优先，回来就是正式老师，粮户关系全解决，吃饭国家包。我是高中毕业生，怎么还去读师范呢？开始很犹豫，但又怕和上次一样，推荐不成，结果一无所获。只要跳出“农门”，师范就读师范吧，我一咬牙一跺脚，去了。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届师范生没有列入国家计划，无法正式分配，办学经费也无着落了。我们读了不到两年，提前毕业。临安总共招去近50人，多半是杭州知识青年，毕业后就留杭州市区安排。临安户籍的全回来，县文教局安排为“代课教师”，去了各地公社中学任教。我回到洪岭公社中学当老师。再后来，文教局用自然减员的指标，把我们这批毕业生转为正式在编教师。

| 从政、办报、经商：为我的文学小房子打地基

我在洪岭公社中学教书的第五个年头，形势大变，国家恢复高考，我考上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我的两个女儿都已出生，我是带薪上大学，每个月领35元工资。我们班42个学生，像我这样带薪的，有4人。要是1977年年底第一批考去，我就不能带薪了。第一次高考，规定下放知青可以带薪考，我这样的在职人员不能考。到1978年，政策放宽，我可以考，能带薪。迟上一年学，却可以带薪，这对我很重要。

1982年我大学毕业，回临安，分配到县文教局教育股。我前后脚毕业回来的一批学生中，还有王建华、章向明、吴苗强、周帮祥、徐正元、蒋勤，后来都成为各个领域的佼佼者，有些成了县领导。那一年，举行全县教育工作大会，一个重要报告要文教局来写。我刚毕业，领导要我试试。我没推辞，很快就写好了。大会上缪开寿县长作报告，很成功。他走下台时，和我握手，说感谢我的报告。我这支笔，不经意间为仕途画出了一条小道。第二年全县酝酿机构改革，文化和教育分离，专门成立文化局。恰逢中央有新精神，提拔干部要“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被提拔为新成立的第一任文化局局长。我领衔的文化系统改革也风生水起。文化局下属的电影公司、新华书店、文化馆、越剧团，我都大胆提拔年轻人，比如后来成为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的臧军、下海成为万马集团高管的蒋勤，当年一个被提拔为新华书店副经理，一个被提拔为图书馆馆长，都二十几岁的样子。

当局长不到半年，1984年9月，县人代会选举新班子，我又赶上了，被选举为分管文教的副县长。这完全是我意料之外的。副县长任上干了两届，1989年换届，我调到政协当副主席。我只有43岁，不习惯清闲，自告奋勇承担政协文史工作，做些拾遗补缺的事，办高复班、建联谊医院、成立钱镠研究会。可我的思维方式终究不适合搞政治，更适合搞文字工作。1995年遇到了一个机会，让我立马萌生改行的念头。

当时《杭州日报》副刊部主任吴伏海，调到《江南游报》任总编，急需一个助手分管发行。我在副县级领导岗位上就认识他，他又托殷光玉来问我，我再三考虑后，决定去。这等于放弃行政领导职务，放弃仕途。县里挽留我，报杭州市委组织部，最后给出意见：尊重本人意愿。等于是同意放人了。吴总编很客气，就在报社院子里，为我盖了间房，把我当人才引进在操办。我也没辜负他的厚望。我去之前，《江南游报》发行量是6000份，两年后，提升到2万份。

报纸以内容为王，内容是吴总编掌舵，发行以外的事，我使不上劲。报业流行发展综合业务，《江南游报》也谋划新财路，有主张开酒店的，有主张办超市的。我提出来，既然是游报，浙江大部分地区还是待开垦的处女地，为什么不去搞一个景区创收？我弄了辆大巴车，把大家拉到昌北大峡谷，告诉他们，景区可以弄在这里。他们觉得好，吴总编也非常支持。不过他说，报社没钱啊。我说，你只要新闻资源支持我，帮我宣传，钱我来弄。其实心里没底，不过既然夸了口，不能不做。我找到我的同学杨春华，他是做建筑的，行业不景气，手头有点钱，不知投到哪里。我说服他出钱，成立公司，他任董事长。他搞建筑的专长派上用场了，施工非常顺利。1999年国庆营业，一炮而红。太湖源门票是8块，我们大峡谷景区48元，客人还络绎不绝，我们给旅行社10块分成，比无锡影视城的票价还高。旅行社一有客人，都往我这里送。当年开张三个月，营业额超300万，头口水我们吃到了。一年后，大峡谷股权结构发生变化，我决意把景区经营好。我还在体制内，工商登记不让做，要我与原单位脱钩，才能做法人代表。两难之间，我毅然脱钩，向省旅游局打了辞去公职报告。2000年5月，批准辞职，我出任浙西大峡谷董事长。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有些阅历，也有点资金了，地基筑得差不多，我不免要盖一盖我的文学小房子了。也在1998年，大型民刊《浮玉》诞生，我任总编至今。

| 以《浮玉》为桥：回到我的文学初心

《浮玉》其实是天目书院的一个产物。大概1997年，北大毕业、中国行政学院教授张金马先生，在北京成立天目书院董事会。他不是临安人，但来过天目山，计划创办一个民间学术机构，以研究天目山文化为宗旨。参加董事会的几个临安人，有县政策研究室主任刘樟荣，林业局高工王安国、县旅游局王文彬，我没参加。我是后来被邀请来搞文学社的。董事会成立后，策划了一系列项目，包括成立文学社、天目文化研究会，办一份《天目学刊》等等。大部分计划没实现，真正延续下来的，只有这本期刊。它能生存下来，也靠社会力量。天目书院一无足够资金，二无专门管理的人员。第一本《浮玉》出版，是靠了《昌化人在杭州》这篇报告文学。文章接地气，有可读性，把《浮玉》的内容撑起来了。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里的那些昌化人，潘观根、余苏平、童龙汉、刘为民、梅思香等等，加上板桥乡企业办公室，帮我们解决了创刊号费用问题。企业家钱永涛、过鑫富、许民政、胡月静、詹有耕，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慷慨解囊，资助《浮玉》。这期刊一办就是23年，已出了80期，马上印刷的第81期清样，就在我的书桌上。

有人跟我开玩笑，说我有4个女儿，潘青青是老大，潘小静是老二，大峡谷景区是老三，《浮玉》是老小。大峡谷景区前几年整体出让给东方园林，景区算是出嫁了，《浮玉》却还在我的眼皮底下，在各路作家和读者的关爱下成长，其实很艰辛。

作为一家民刊，《浮玉》的难处有三。第一当然是资金，大部分时间走的是众筹路线，没有稳定的办刊经费来源。我很怀念办刊初期的社会环境。文联主席胡月耕老师支持我们办《浮玉》，领我去天目药厂谈合作，结果成功了。后来的三年时间，由天目药业公司承担出版事务与费用。鑫富药业公司后来上市，《浮玉》又与他们合作。就这样，磕磕碰碰，《浮玉》顽强成长。后来我下海搞企业，《浮玉》就靠在浙西大峡谷公司的经营资源生存。

14大册的《潘庆平文集》今年8月面世。 姚新宇/摄

第二个难处就是编辑。民刊不归文化部门主管，无专项资金，无专门、专业的编辑。《浮玉》的编辑都是兼职，不发工资。到鑫富药业合作期间，过老总觉得不妥，该解决一点，我们就筹钱，发点稿费与编辑费。我也坦然地向历任编辑讲清楚，全靠大家的热心，来为《浮玉》做嫁衣。我们实行责任主编轮值制，轮值编辑一年编一期，从选稿，到作者联络、编稿、排版、校对、读清样，再到出版，都由轮值编辑负责。执行主编发点劳务费，二三千元钱，虽然微薄，对《浮玉》来说，却也是种经济压力。轮值编辑的缺陷也明显，分散编辑，《浮玉》的整体感不强，质量也难提高。况且一旦编辑自己的本职工作忙，就顾不上《浮玉》，很头痛。

第三是稿源。文学边缘化是社会现实，创作的人越来越少，势必影响稿源，特别是我们临安当地，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就那么几个。我们的稿费不高，但有和没有，还是不一样。付稿费后，来稿增多。一些新生代力量的加入，各种诗歌、小说作者的新鲜血液加入，给《浮玉》吹来一股股清新的风。

千难万难，还是资金最难。《浮玉》每年四期固定出刊后，一揽子费用，一年大约需要20万。筹资不足，我自掏腰包。我去年有点顶不住了，第一次压缩期刊数，今年只出了两期。我看不下去，又拟定了《浮玉》三年行动计划，第一项就是克服困难，明年恢复出四期，但印张略有减少，每期160个页码，抓质，不贪多。第二是出一张诗歌报，电子版。我原来计划纸质《浮玉》不再登诗歌，遭到几个年轻诗人一致反对。我觉得他们是对的。第三，等东方园林的钱给我，我拿出上百万，再筹一点，成立《浮玉》文学创作基金会，形成相对稳定的办刊经费来源，用这个钱，来喂养《浮玉》，精耕这块文学园地，鼓励和支持作家、诗人写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浮玉》的成长，得到过很多人的关爱。王旭烽教授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她为支持浮玉创刊，把“茶人三部曲”的第三部，放在《浮玉》首发。浙江著名诗人，原东海杂志主编龙彼得，对《浮玉》的出刊给予极大关注，不断撰稿。临安籍小说家王连生、影视编剧钱林森，不同时期，都给我们写过很多佳作。《浮玉》是我回归文学的桥，我也愿她变成大家通往文学的桥。

我年事已高，有限的生命里，想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前年开始，我为自己出版一套文集，把写过的文字，如小说、纪实文学、数学读物、诗歌、文史，都汇集一起，几百万字，算是给我自己的写作生涯做了回小结。今年8月，这套14大册的《潘庆平文集》面世了。就像主编《浮玉》不能停一样，出文集远不是终点。我爱文学，我想文学也会喜欢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