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摇晃的天目山”走来:坚韧与执着

我把《民族日报》看作是自己的学步之地、启蒙之地,实际上是我人生的出发地。
                                         ——张白怀

记者/钱弘

97岁的张白怀精神矍铄   钱弘/摄

点击多媒体的按钮,老报人张白怀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讲述着初为《浙江日报》记者的经历,在题为“新闻首先是革命工作“的口述中,他回忆了带队采写系列报道《诉银元苦!》的经过。就在今年“七一”前夕,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白怀接过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这个97岁老人革命事业的一份肯定。

一代报人张白怀在《浙江日报》报史馆里“口述”着历史,从报史馆出来,穿过体育场路,就是杭州高级中学贡院校区,古木浓荫的校园里,一幢建于1936年的建筑格外引人注意,它就是学校的图书馆,二楼靠东是“张抗抗文学馆”,2016年落成开馆就是为了纪念杭高1966届校友张抗抗毕业50周年。这个在她笔下曾是“透过来一种奇异的光束”的楼房,是她文学的出发地,“在我看来,文学没有目的,只有目标——犹如地平线一般无法到达的远方。”在开馆典礼上,张抗抗这样说。

杭州高级中学贡院校区的“张抗抗文学馆”   钱弘/摄

父亲张白怀参加了开馆典礼,这是父女在文学意义上的又一次互动。《浙江日报》报史馆和“张抗抗文学馆”,那一条横贯东西的体育场路将两个空间坐标连在一起,也将父亲和女儿并置在“50年”的时间坐标里。50年指向革命,也指向文学,而在两代人见证和经历的时代变迁中,革命和文学到底呈现了怎样一种启蒙和批判的互文关系?到底延伸到了怎样一个“无法达到的远方”?

|“《民族日报》是我人生的出发地”

昌化朱穴村的沈家8号,雨后水涨的平度溪从房前流过,门口的三株银杏和百年青冈树依然挺拔。曾担任了28年村支部书记的邱庆军是这幢房子的主人,这是他爷爷邱天生从江山逃难而来最后住下来的房子,1979年老房子被拆。邱庆军回忆说,爷爷生有三个儿子,父亲邱高是大儿子,而邱德江则是邱庆军的叔叔。

1961年出生的邱庆军曾听邱德江说起在《民族日报》当排字工人的经历,邱德江逝世近20年,这些故事在邱庆军那里已变得模糊。但是和朱穴村相关的《民族日报》记忆却保存在张白怀《三年学步》这篇回忆录里,1944年身为《民族日报》副刊编辑的张白怀写下了《圈内》这篇文章,张白怀在目睹了朱穴坞百姓的困苦生活后发出一声叹息,“至今我认为它是一篇有真实生活感情的作品”。“真实情感”不仅仅是因为张白怀用自己的笔揭露了当时的黑暗现实,更在于他和主人公维系着的特殊情感:张白怀当时的房东就是邱天生,而为帮助邱德江逃避抽壮丁,张白怀介绍他进《民族日报》当排版工人。

位于朱穴村的《民族日报》旧址,至今已无踪迹。

从房东邱天生家到位于祠堂的《民族日报》社,大约有2里路,这两个地方构筑了张白怀的两点一线。这是1944年的记忆,那时的张白怀因为发表批判时局的作品而引起轩然大波,为了平息事态,他提出到杭嘉湖游击区去走一趟。

1944年9月底,张白怀离开了已经迁到朱穴坞近一年的《民族日报》,独自背上简单的行囊。原本计划一个月的行程拉长到四个月,在杭嘉湖敌后之行中,张白怀收获了很多,他在经过德清洛舍小镇时遇到了朱为先,邂逅了一段爱情,历经挫折之后他们终于走在了一起——“命运给他的契机,使他在我妈妈情绪最苦闷最低落的时候,如一道闪电,掠过黑暗的夜空。”张抗抗在《赤彤丹朱》上这样描写两个灵魂的遇见。

张白怀发表在《民族日报》上的长篇通讯《海北敌后去来》。

除了收获爱情,张白怀更是看到了游击区的真相,对浙西国民党政权有了进一步了解,1945年1月回到《民族日报》的张白怀以“本报特派记者”的名义,连续刊发长篇通讯《海北敌后去来》14篇。年轻的张白怀当时萌生了一个想法:离开浙西,“但是到哪里去呢?”行动就是回答疑问本身,一个月后张白怀终于离开了工作三年的《民族日报》,开启了他另一段人生之路。

从1942年春成为《民族日报》一员,到1945年2月底彻底离开,张白怀在“三年学步”中成长起来,“《民族日报》是我人生的出发地”,而当张白怀寻找新的方向,朱穴坞成为他在《民族日报》最后的记忆。70多年后,这一份关于“人生的出发地”的记忆也慢慢被时间湮没:邱天生的老房子已不复存在,报社旧址也早已经变成了村口飘着油香的食用油小作坊,转身而湮没,最后的记忆该如何被唤醒?

|“‘自由祖国’是不自由的”

有出发就有回归,对记忆的一次次激活就是精神上的一次次回归:晚年的张白怀数次来到天目山,他曾经和家人穿行于天目山大树王国,“他一遍遍说,假如你没去过天目山,根本不明白什么叫树。”女儿张抗抗在《雾天目》中写道;之前他和诗人关非蒙一起来到天目山,在禅源寺前留下珍贵的影像,在张白怀心中,在《民族日报》时就结下了深厚友谊的关非蒙是那个混沌时代“对命运说‘不’”的人;2009年9月18日,张白怀和当时已经96岁的杨可扬来到了位于於潜鹤村的《民族日报》纪念馆,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重访《民族日报》意义深远,“鹤村《民族日报》社纪念馆,是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在这里流连良久,向白色恐怖下牺牲的同志默哀致敬,重温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记忆。”张白怀在回忆文章《真诚的敬意》里这样说。据当时陪同他们的盛中成回忆,在参观完之后,张白怀希望《民族日报》纪念馆再搜集、充实内容,在历史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万物生长,记忆不死。1995年,正逢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以老式“海狮”自行车作为“坐骑”的王国林开始启动《天目抗日》的采写计划,作为王国林上千被采访者中重要一位,张白怀关于那段岁月的回忆构筑了“《民族日报》一天工作”“伕子风波”“民族通讯社名列前茅”等重要章节内容,而张白怀20年后写作《摇晃的天目山》则参考了王国林的这本书。

位于鹤村的《民族日报》纪念馆   钱弘/摄

杭州二圣庙前的浙报公寓里,耄耋之年的张白怀依然精神矍铄,面对《临场》记者的采访,虽然很多细节他已无法详述,但是对于临安,对于天目山,对于《民族日报》,他依然有很多话想说。在他坐着的沙发右侧,那本《摇晃的天目山》格外醒目。这是前几年身患腰椎病时的张白怀背靠着沙发、手持木板、利用一点一滴的时间完成的力作,这本3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记述了1937年至1945年间浙西天目山及杭嘉湖地区抗日斗争的真实状况。“活着,以跨九之年爬我的格子……”为什么一个九旬老人要以这么大的决心完成这部抗战史?

“我将摇摇晃晃地走向东南抗日前哨天目山,永远巍然屹立的‘大树王国’天目山!”张白怀在《楔子》中写道。天目山的“摇晃”是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是战火中的震荡和考验,但是对于张白怀来说,“天目山的摇晃”更是一个关涉个人行走轨迹的震动,是对经历了大半个世纪浓缩、沉淀的历史记忆的拷问。1942年2月,从上海“孤岛”来到浙西天目山的张白怀,正是从这座山拾级而上,逐渐开启了文学和思想的启蒙之路。

19岁时成为《民族日报》的一员,从三个月的夜班校对员,到助理编辑,再到正式编辑,张白怀在抗日烽火中的《民族日报》中得到了锻炼。在他的记忆中两件事对他之后的思想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第一件事是当时副刊编辑谢狱因为在《实生活》中发表了讽刺纪实短文《伕子曰》而遭受“文字狱”;第二件事则是在电讯室的同事秘密被捕。由此他才明白在上海“孤岛”向往的“自由祖国”其实是不自由的。

2009年9月18日,张白怀(左)和96岁的杨可扬重返《民族日报》旧址。

谢狱离开之后张白怀开始编辑《民族日报》副刊,正是这一段经历让他结交了一大批文学朋友,也在文学拓荒中接受了进步思想。以报纸副刊为阵地,张白怀在《实生活》《文艺堡垒》《反攻》等版面上和关非蒙、马园太、高流、阂子、曹庸、周丁等一大批作者成为朋友,他们成为“不向黑暗现实低头”的有生力量。在这样浓厚的氛围里,张白怀自己也开始了文学创作,慢慢找到了击破黑暗的“纸弹”。“在《民族日报》三年的新闻、文学活动影响着我的一生,我是从文学的启蒙获得思想的滋养和力量,终于跳出陷阱,冲破黑暗而找到光明的。”他写了上海青年投奔自由祖国生活片断的小说《前程》《雨雪天》,他创作了描写朱穴坞百姓困苦生活的文章《圈内》和《冷暖》,他以“特派记者”身份只身前往“海北地区”完成了揭露游击区黑暗现实的长篇通讯《海北敌后去来》……

曾经向往的“自由祖国”是不自由的,而正是这不自由的现实让张白怀看见了真相,激发了力量,在文学和思想的启蒙中拾级而上,在天目山的摇晃中,完成了具有拓荒意义的个人断代史。 

|“文学对我来说是生命的一种力量”

从摇晃的天目山走来,张白怀笔下的郎玉麟、李泉生、朱希、鲍自兴、沈瑛,以及被捕入狱的高流、关非蒙、李益中等好友都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启蒙者。由启蒙而行动,由行动而自由,张白怀将这样一种经历看成是生命的恩赐和命运的奖赏,而在女儿张抗抗、张婴音看来,父亲的张白怀和母亲朱为先,是他们人生路上的启蒙者。

“文学是我们家的一种日常生活。”张婴音告诉《临场》记者,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父亲就严格要求他们姐妹每天写日记;父亲还要求他们多读书,常常拿出文学名著中的知识点进行考查,记者出身的父亲时常让他们提炼观点;而在四个人的饭桌上,两代人常常围绕文学进行讨论。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学之家”里,姐妹感受到了文学的独特魅力,张抗抗躲在家里读《静静的顿河》与屠格涅夫的系列小说,从中感受到了书籍的慈爱和宽厚,而张婴音在日记的“情趣仓库”中发现了生动活泼的故事,为她以后成为儿童作家创造了条件。

1968年张白怀全家照

文学的启蒙是张白怀夫妇穿过历史迷雾寻找真善美的一次实践,2020年,张抗抗和张婴音合著的《姐妹》出版,张白怀在序言中说:“两个女儿要出版作品合集了,就好像一个人的左手和右手,捧起了一本书,我在心里把它称作《双花集》。”心目中命名为“双花集”,似乎呼应的是张白怀和妻子朱为先早年出版的合集《双叶集》,而在《双叶集》的小引中,张抗抗说:“这部几十万字的短文集腋,是他们的生命精华浓缩积聚而成。”从父母心中的“双花集”到女儿眼中的《双叶集》,文学对这个家庭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启蒙力量,不如说在启蒙中表达了文学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张抗抗的小引,将个人的叙事看成是一种历史深处“隐隐的疼痛”,“该书辑录的那些篇章,不均匀地分布在现代中国历史的各个转角,忽隐忽现、时断时续。”

“文学对我来说是生命的一种力量……但是我的生活积累完全像板结的土壤,我不知该怎样去翻耕播种,白白丧失了剩余的时间。”当穿行于历史的浓雾之中,张白怀和妻子曾经遭受了更多的摇晃,甚至在那段岁月中,文学成为了一种劫难。但是即使“文学之梦”湮没于猩红的暴风骤雨之中,张白怀依然看见了思想的批判力量和独立精神。从孙中山手迹选集而成《民族日报》报名的杨可扬,是张白怀的至交,在纪念杨可扬的文章中,张白怀认为他是一个“终生一丝不染”的人,“一个人如果没有众所公认的纯正、谦逊、质朴、宽厚、敬业的高尚思想情操,是难以达到这种境界的。”而在张抗抗的眼中,父亲张白怀也是一个不断和命运抗争的人,是在“觉醒之路”上“背道”而行的人,“那些为民族存亡呼唤呐喊、为未来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笔疾书的文字,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读,依然明朗鲜活,充满了犀利、锐敏、真诚的活力。”

父亲张白怀恣意汪洋的才情、自由独立的个性和对命运的抗争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张抗抗的创作观,而她也在自己的人生文本里继续着这种批判,“毕竟,我早已从爸爸妈妈体内脱颖而出,我们已分割为两个时代的人。我活过两次,对这一切真的还会懵懂无解么?”化身为《赤彤丹朱》里第一人称的“我”,张抗抗完成了对时代的另一种命名。

|对话:让历史书写达成更多可能性

著名作家张抗抗

《临场》记者:《赤彤丹朱》里有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时间和真实的事件,但是因为有“我”的存在,纪实文学变成了虚构,这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创作手法,还是在“我”的见证和介入中表达了你对历史书写的可能性阐述?

张抗抗:《赤彤丹朱》作为一部长篇虚构文学,不仅仅是因为由“我”的视角,回溯家族历史的那种叙事方法,更多是由于我写作这部书的初衷所决定的。我需要一个更大更自由的空间载体,阐述自己对“父母”所亲历的苦难的重新理解和认识。对于他们大半生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大量原始素材的处理,需要根据自己的创作需求进行剪裁和发挥。这是纪实文学无法完成的。所以,选择虚构,既是文学构思创新的必然,也是为了让历史书写达成更多的可能性。

《临场》记者:去北大荒是你人生的重要选择,这是遗传了你母亲的革命浪漫主义,还是继承了你父亲与现实不妥协的精神?亦或是你想要进入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独创世界?

张抗抗:这几种因素都有,并非单一的。在我童年到少年的成长期,我的父母正处于不公正的待遇之下,家庭生活诸多艰难。但他们从未忽略我的教育,为我买文学书订少儿杂志,鼓励我参加各种兴趣小组。我母亲对真善美的向往、对文学执着的热爱;我父亲顽强的个性和对“现实不妥协”的精神,都给予我极大影响。我选择去北大荒,好像是一种必然。其中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对文学的追求,是大家都熟悉的“诗与远方”。

《临场》记者:你的父母合著有《双叶集》,你和妹妹合作出版了《姐妹》,你为你父母亲的书写小引,你父亲为《姐妹》一书写了序言。你怎样看待这一种用文学支撑起来的“互文”式家庭关系?

张抗抗:谢谢你的关注,这确实是一种很有意思、比较特殊的家庭关系。我们家,除了我的父母、我妹妹的公公诗人冀汸文学前辈,还有我妹妹的儿子、九零后的冬筱也已发表了很多作品。我们这个“文学三代人”之家,并非刻意塑造,而是在几十年里自然形成的。我也一直阅读父母和妹妹、外甥的作品。三代人互相影响、互相鼓励,几十年来,由于这条精神的纽带,我们的家庭关系紧密而友好,总有可交谈的话题。这是文学赐予我们的幸福。

(临安区档案馆、党史研究室提供部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