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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那位从未谋面的县委书记
发布时间:2022-01-19

我与汪吉民书记从未谋面,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长得高矮胖瘦,如果当年我的问题能在他干预前实事求是得到解决,可能我也不会与他有交集。

1978年11月,亭口小学的一位公办教师突然病逝,公社中心学校领导告诉亭口大队,学年中途没公办教师可派,请大队自己物色民办教师顶替,因此我被拉上了讲台。后来一次填表,我自作聪明,认为前一年那么短时间不必算,从次年的新学期开始好了,于是把入伍时间填成了“1979年2月”。谁知这一“大方”,日后给我带来了大麻烦。

1982年民师整顿,由于以1978年底为界,我被踢出了民师队伍。尽管我再三解释,中心学校、大队也给证明,中心副校长还亲自去找教育科长……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一气之下我想不干算了,但大队(村)、公社(乡)的领导都再三挽留。同时也想起大队干部要我做民办教师时,是拒绝了六七个人的申请而选中我这个没提申请的,是对我的莫大信任。因此,教学伊始我即全身心地投入,也以成绩回报他们的信任:1983年上半年,本校负责人就让我这个新兵和他抬班教毕业班的数学,仅仅一个学期,会考中的及格率就从原30%提高到60%多,翻了一倍多,一名学生考取了重点初中。下半年,他就安排我包班教毕业班。到1985年,毕业的学生在2600多人竞争50个重点初中名额的情况下有4人入围(另50个名额专招於潜镇的),据说竟惊动了县教研室。实事求是地说,我也是珍惜这个可以施展抱负的平台的。因此,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我每年都写信向教育局申诉。但直到1985年,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1986年,乡党委书记和乡长了解情况后都亲自去县教育局交涉。下半年开学不久,我收到教育局回信。信中说,经调查,我开始一个多学期是领代课金的,所以不能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我从来没有领过什么代课金。我连忙到藻溪中心学校找会计询问。会计告诉我,是有这么一回事,他已经告诉来调查的同志:代课金是公社中心和大队因民办和公办教师的多寡而给大队的补助。因为是以我的名义,所以必须签我的名字,字是大队会计签的,钱也是大队会计领的。

事实俱在,却不分黑白,太不负责任了,真让人火冒三丈!于是我连夜写了两封信,分别寄给教育局和县委书记汪吉民同志,陈述来龙去脉。

这一次反应却很快。没几天,校长告诉我,於潜辅导站来电话,要我找出原始证据送辅导站毛柳根校长。

又是一个难题:最好的证据应该是当年大队的分配政策。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而且农村的习惯对这类东西往往用过就丢。果不其然,我问了好几个生产队都没有,只得去找村会计。他也找不到,后来想了想说,可能是搞大包干时被人借去没拿来还。再好,我再上哪儿去找?我踌躇再三,内心觉得只能吃哑巴亏了……忽然,我发现他座位旁边的角落里一个大废纸篓堆得满满的,就叫他拿出来让我找找。他说这里面肯定没有的,我怀着瞎猫碰上死老鼠的心情让他一定拿出来让我找。倒出来后简直是一座小山,我依次仔细翻找。终于眼前一亮:第六生产队的那份正躺在那儿!

次日,我把它送到於潜去,刚走上二楼口,听到办公室里汪广奉老师在问毛校长,毛校长回答说,是汪吉民书记在他的信上签意见后转到局里来了……我才知道为什么这次动作这么快——县领导干预了!我把当年大队分配政策的有关内容翻出来给毛校长看,毛校长用红铅笔在其下重重地划上线,说“好了,安心工作,你回去等好消息好了。”果然,好消息接踵而至:不久,教育局就下文确认了我的身份;次年5月,成为公办教师;6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事情过去三四十年了,至今记忆犹新。感谢汪吉民书记!怀念他,不仅是他帮我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问题,更怀念的是他在百忙之中还能对普通群众来信亲力亲为的工作作风和亲民情怀,秉持并发扬了党的以民为本的优良传统!

来源:临安新闻网    作者:汪剑儒    编辑:黄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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